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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知县的权力大还是现在县委书记的权力大

归档日期:07-16       文本归类:谕示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刚进入2008年,一桩县委书记动用公器拘传中央某报社主任记者的事件便轰动了全国,引起了举国上下的一片热议。当今的一个县委书记到底有多大权力?为何能利用公器拘传一个正常履行职责的记者?有人说这是封建残余思想在作祟。那么,当今县委书记和古代知县的权力能一样吗? 古代有一句俗语,叫做:“破家的县令,灭门的府尹”,这说明古代的县令、知府这些“百里侯”权力之大,对草民具有极大的伤害能力。但和今日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相比,知县和知府只是小巫见大巫,他们手中掌握的公器资源量和运用权力的自由度远不如今日的书记。 最近在网上看到安徽前几年和最近发生的两件有意思的趣事,颇具象征意义,但也令人啼笑皆非。几年前曹操的老家亳州市,当时还是县级市的的时候,市委书记举行阅兵式,将全县穿制服的公务人员集中在一起,以供他检阅。这种错误法无明文惩治,但他结果因贪渎而被判刑。前不久寿县县委书记离任,当地官民在仿古的城墙前打出了“欢送英明领导李某某离开寿县”的横幅。很显然,亳州市委书记正欲体验一场“回避”、“肃静”开道的为官威风,寿县的县委书记梦想恢复百姓送“万民伞”的优良传统。有人说这是封建残余思想在作祟一点也不过分。 古代中国尤其是明清,以礼法治国,什么样的官员有什么样的规格,有明文规定。祭天、阅兵是天子的专利,父母官离任时老百姓送万民伞,绝对不能用颂圣的语言。如果犯了规矩,那是大罪,所以所有的人都能遵循。而今我们所处的国家政治上的定义是“人民当家作主”,官员不论级别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但实质上各级官员都掌握着远胜前辈们的公器权力。然而令人可笑的是,这些当权者却有着自己的解释。县委书记阅兵,本来是一种帝制时代地方官显示威风的心理作祟,但他们自己解释是为了检查一下本县执法队伍的精神风貌,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欢送英明领导”本来就是“万民伞”的变种,他们却照样解释为了增强官民之间的鱼水深情。 其实,古代的知府、知县所穿的官服,所乘的轿子,都有正式法规进行规定,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而现在似乎也有类似的安保规格、用车标准、工作待遇等规定。但地方官员各方面“超规格”的现象却屡见不鲜,一个乡镇政府竟然也敢比照着城楼盖起了办公大楼,县政府也能盖一个带华表和仿照金水桥的大型广场,而对那些坐着公家的超豪华进口轿车上下班的现象的批评更是屡见报端。当然这些都标志着一个县委书记的权力。 谈到权力,那么古代的知县的权力有是怎么来的呢?古代官员的权力是得到授权而来,而这种授权是直接授权,权力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皇帝。不论是知县,还是知府、巡抚、总督,直到京城的三部九卿等官员,他们官职有高低,但彼此没有直接隶属关系,都是朝廷命官,都是皇帝授权。知县听命于知府,只是权力运行的程序而已,目的都是为了替皇帝,替朝廷办差,知县的权力并不是知府给的。因此,明清政府最低一层的长官,也就是知县都是朝廷任命并考核的官员。清朝皇帝接见新任知县,就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谕示。因此,当时下级官员虽然也十分奉迎上级,毕竟天下之大,通讯落后,朝廷对各级官员信息的掌握是有限的,得罪上司也会十分麻烦,因为顶头上司还有参劾、保举和协助吏部考核之权。尽管如此,知县对知府的人身依赖关系并不十分强烈。 而如今的县委书记权力从何而来?按照宪法,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的权力是通过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由公民授予的,但各级人代会又必须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那么实质上就是,任何一个行政辖区内,最高权力是由当地党委的一把手掌握。当今是中国历史上层级最多的时期,分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管理,中央只管省一级干部,省管地市一级干部,地市管县一级干部,县管乡镇一级的干部。因而县委书记必须对市委书记负责。 当今县委书记与明清知县的授权方式不一样,那么,当今县委书记也就有着与明清知县所不一样的权力。 明清时期的知县乃至更高的知府、或者巡抚、总督,其在辖区内没有自由的人事权。知县对于自己管辖的僚属,如县丞都是由朝廷任命的,他可以参劾、保举而不能直接任命或罢免。而今的县委书记对低一层次的官员,如乡镇一级及本县所属各部委办局的官员几乎有绝对的任免权,甚至自己同层级的其他官员,包括各常委、政府的正副职、法院检察院院长,虽然由上级组织部门考核,但该层级的党委一把手个人的意见相当重要。再加上现在的官员职数,四套班子加起来,可能数十倍于明清时期,明清一个县的正八品以上的官员只有几个,今天一个县的处、科、股级的干部官员就有成百上千。 官员的权力之大,引得人们对官员之位的馋涎欲滴,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买官、卖官之风的兴盛。古代包括明清两朝卖官鬻爵之风日盛,但卖官之权,全国都集中于吏部。而今每个县委书记如果想卖官,都能做得到,而且官员的职数远远多于明清两朝。卖起官来既在操作上方便省事,而且可卖的官职总量更大。 除了官员任免的人事权,当今的县委书记对社会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的干预力度也远胜于明清时期知县。中国古代长期是个农业社会,知县司牧一方,其司牧二字可看出其有无为而治的一面,治民之术,中国传统上是儒法、黄老兼用。《明史。职官志》说:“知县掌一县之政。凡赋役,岁会实征,十年造黄册,以丁产为差。赋有金谷、布帛及诸货物之赋,役有力役、雇役、借请不时之役,皆视天时休咎,地利丰耗,人力贫富,调剂而均节之。岁歉则请于府若省蠲免之。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表善良、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 可见知县作为亲民之官,管理的事务十分实在而且有限。无非是赋税征收、劳役差派、讼狱治安以及一些公益事业。古代中国县以下是乡土自治,以宗族为核心的民间自治力量很强大,知县只要保境安民,替朝廷如数收税就行了,至于老百姓自己怎样生产、生活,没必要太多过问。 当今的县委书记在其管辖县区,可谓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除了当地的驻军他管不了,其他还有什么事他不能管,不想管的?人事任免、行政事务、司法活动,乃至人代会这样的民意机构,都归他的领导。由于现在的经济水平远非古代农业社会可比,国有企业的投资、运行,民营企业的存活发展、重大公共项目建设改造,县委书记无不直接插手。从现在已经落马的县委书记的案件来看,这些人除了卖官牟利,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插手重大建设项目,大谋私利。今日中国经济繁华远非古代可比,县委书记手中的权力也远非明清的知县可比,那么其以权谋私的空间自然比古代的同级官员大得多。 讲到权力,自然不能不说监督和问责机制。从秦朝设御史大夫开始,两千年帝制时代,除了皇权之外,其他的权力都有明确的监督机构给予监督。而明清两代,对地方官的监督机制更是较为完备。明朝多太监弄权,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游离于帝国文官监督体系之外。明朝监督分两个序列,中央六部是给事中,地方各省为御史道,合称“科道”,清承明制。明朝十三行省共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由都察院管理,查纠各地方官。其级别并不高,正七品,和知县一样,但威权重,一旦外出则是代天子巡察各地,称巡按。据《明史。职官志》记载:“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辨之。”在传统戏曲里面,那些新科进士,最兴奋之事就是因为皇上点了“八府巡按”,到各地后,地方府、县官见到他们十分恭敬。所以京剧《玉堂春》中的那位王公子,才可能巡按山西时,救下了和自己有肌肤之情的苏三。 当然,这种监察权仅仅是皇权的派生,如果皇帝昏庸,他们照样不能很好地行使监察权,尽管明清两朝到了晚期政治过于腐败黑暗,但大部分时间内朝廷对知县一级的官吏还是有着较严密的监督体系,地方政治还不至于一败涂地,否则两个朝代的寿命加起来也不会有近六百年的历史。 由于明清两代的监察权在中央,一个七品的御史照样敢查纠地方大员。今天比起明清两代,似乎监督、问责机制更加健全,有党委纪检部门、政府监察部门、司法的检察部门,还有所谓代表民意的人大监督。看起来四管齐下,但既不能真正启动民意程序对县委书记进行弹劾、罢免,全国如此之大,中央又不能直接监督他们,他们所能接受的是同级和上一级的监督。同级监督几乎不可能,人大主任由书记兼任,纪委书记、检察院长、监察局长又是自己的下属,谁敢监督他?最能对贪渎县委书记发生监督效能的也只能是上级监督部门。所以县委书记有不法行为,只能依靠更高级别的专案组介入,才有可能查处县委书记问题。十多年前曾是泰安市委书记的胡建学说过一句话很精辟,也很经典,大意是官做到地市级,几乎就没法监督了。 在今天可能起点监督作用的就是新闻舆论监督,但本地新闻媒体也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之下,无法起到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那只有依靠更高层次的新闻舆论监督了。于是辽宁的西丰县的那位与一起案件有关的女企业家认为自己有冤在身,便找到了中央级的法制日报社所属的《法人》杂志社。按说中央级的法制日报报社级别不能说不高,中央政法委管辖的法制日报社不能说不对口,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西丰的县委书记竟然派出警察声言拘传担负新闻舆论监督的中国最高级别的大报记者,可见当今中国的县委书记的权力之大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令人咂舌的地步!这是明清时期的那些知县所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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