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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究竟是怎么死的

归档日期:07-13       文本归类:谕示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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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34年10月21日(1908年11月14日)下午5时33分,龙驭上宝。10月20日仍由四位御医施焕、吕用宾、杜钟骏、周景涛先后诊疗,各书脉案,分处方药。其实,杜钟骏在10月17日已就病危“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发出警示,并就此可否写入脉案,探询内务府,军机处各位大臣。从减除自己之责任。各位大臣明示我们都知道了,但不可写入脉案。与此同时,各位御医在脉案中也都先后强调治疗“在在棘手”、“于棘手之际”、“殊深棘手”。显然,各位御医对光绪之病危已欲放弃治疗,束手无策,免强处方用药了。至10月21日晨零时,急请太医院院使与仲元、御医全顺、忠勋等诊疗,已是“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了。

  光绪帝满含悲愤,怨恨告别人世,立即引起朝野绘纭议论,加之慈禧也在22日死亡,中外震惊,社会普遍认为,年仅38岁的光绪,却死在74岁慈禧的前面,这就怀疑光绪之死,是处心积虑的谋害,怎么谋害?是谁谋害?的议论便绘纷出笼。

  例如:光绪帝的近臣、御史恽毓鼎,在其《崇陵(光绪地宫)传信录》中,徐珂的《清稗类钞》等,一致认为慈禧在自己病危期间,惟恐自己死后,光绪皇帝重新执政,推翻她的既定朝政,平反由她一手制造的冤案,便令人狠下毒手将光绪害死。又如: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所著《慈禧外传》,德龄所著《瀛台泣血记》等,则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连英等,由于平日依仗主子慈禧皇太后的权势,经常中伤或愚弄光绪,他们在慈禧病危之际,十分惧怕一旦慈禧死亡,光绪重新执政,一定会一一清算他们经日的罪孽,便先下手将光绪毒死。更有颇富说服力的报道,这就是《逸经》杂志29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断言光绪是被害死的。这一报告所以更引人关注,因为写这篇文章的是一位曾给光绪看过病的御医亲眼所见的报道。这位御医名叫屈贵廷,他的文章说:在光绪临死的前三天,他进宫为皇上看病时,发现光绪本来已逐渐好转的病情却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便死了。从而认为,光绪是被人暗中害死的。查光绪宣统两帝在位前后三四十年间为皇上、后妃等医疗病案,均未见有御医屈贵廷者,显然这一报道之可信性大成问题。而前述四人之记录也是推断猜想,并无真凭实据,所以光绪帝死于谋害、毒害之说,也就缺乏事实证据,或者基本上可以予以否定。值得肯定的事,是1980年清理崇陵时,发现光绪遗体完整,身长1.64米,并无刃器伤痕,通过化验颈椎、头发,未见有中毒现象。如此,即可肯定,光绪之死因并非有人谋害。

  那么,光绪年仅38岁死亡,究竟什么原因引起的?当然,回答为久病治而不效死亡的,虽然笼统,也不算有错。但人们若要深究,是什么病?那么多全国名医为其诊治十余年竟然最终未能治愈为什么?为什么究竟何原因致死?这就十分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符合真实情况的说明。一定要探索究竟,虽然有丰富脉案可供讨论,但这些脉案由于记录者在政治因素干涉下,不能真实书写,加之时代学术条件的限制难以诊查出疾病之实质。加之也难免预防性避重投轻、报喜不言忧的现象,这就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带来很大的困难,要做到确切几乎没有了可能。现仅一些可能分析如下,以供有趣想要了解光绪线.光绪童年乃至长大都是处于孤独中既无母爱,也没有童年的欢乐,光绪近臣恽毓鼎认为:“缅怀先帝御宇不惟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指出: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待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光绪童年体质素弱,生有若干慢性脾胃违和消化不良等病,成年前后又患极其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久治不效,19岁成婚又是“母后”慈禧以十分丑陋的侄女强迫为光绪皇后,藉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光绪心爱的珍妃,却被慈禧派人推入井中致死。长大的光绪,深感一国之君应有所作为,于1898年4月22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戊戌变法,推行新政。执行不到百日,慈禧就于8月4日发动了“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光绪与珍妃也被分地囚禁。悲愤、怨恨的十年,日夜担惊受怕。囚禁生活,特别那些奴才太监的奚落白眼,令他受到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不要说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光绪,即是健壮者,也难以遭受如此的折磨。

  2.严重的疾病缠身,虽然经过数十位御医千方百计诊疗救治,也没有获得令人欣慰的效果,在十年囚禁生活中,疾病痛苦不断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情志影响疾病之治疗,疾病不愈加深情志之痛苦,形成恶性循环。从而不断加速着身体、脏腑的日渐衰弱,逐步步入衰竭而不治。

  3.究竟是什么病呢?检阅诸御医之诊疗记录,是很难作出比较确切的诊断的。如果病案记录真实、全面。仅靠症状诊断学知识,尚可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诊断,但是,光绪的病案记录还不俱备真实,全面性要求。因为,一有慈禧对光绪疾病诊断与治疗方案的干涉,甚至必须遵从慈禧的主旨,慈禧以知医道自诩,而且十分霸道,御医多不得不从;二有光绪自己也以知医自诩,对自己的疾病也多加干预,甚至严励问责御医,除非御医有不怕掉头而敢于申述原变者;三是御医们的态度,他们在慈禧政变囚禁光绪的情况下,虽然是囚禁者与被囚禁者,但他们对御医们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都有着生杀大权,在触及其伤痛时都是不可理论的。对御医们而言都要以奴才称谓自己的情况下。论治其病之原则:必须遵从慈禧,光绪谕示,甚至有的御医将医疗原则方法放在次要而一味顺从讨好相关者,至于御医们在会诊中大多存在随大流,避免独挑责任者,亦常有之。所以在疾病病因病机之诊断,脉理证候、辨证论治等论述,很难说是真实、全面的。因此,依据如此丰富的医案记录作出诊断,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我们讨论光绪究竟是什么病,因何而死时,这些资料无疑还是我们珍贵的参考。

  光绪4-22年(1878-1896)年间,即8-26岁时,时有脾胃不和或时感风寒,或交替发作治多调理脾胃或清热化湿有验,但终未改变其虚弱的体质。

  1897年12月始,御医们之诊疗始作肝、肺、胃三经之病证,用清解化湿类治疗。

  1898年4月光绪实行变法,宣布明定国定诏,8月变法失败,慈禧发训政诏,复重帘听政,光绪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与皇权。

  1898年5月7日,变法中之光绪由御医诊得:“系气虚阴亏,脾欠健运,不易化湿,肝旺郁热,肺金欠利,肾气不足,上焦易生浮火……腰腿时有疼痛,常有遗精之候。”在变法紧张之三个月间,上证未见完全治愈,其精神因素恐为诸证久治不愈的重要原因。

  1898年8月6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光绪被囚禁于瀛台。由于光绪疾病日益严重,或诸御医被禁与光绪接触,直到9月3日,才有御医卢秉政、朱焜、陈秉钧、庄守和、李德昌、范绍相等诊光绪病,提出肝肾久亏,脾胃均弱,是由“心肾不交,肝气郁结,阴不潜阳,虚热上蒸于肺,中气不足”,认为:“此心不藏神,肾不藏精,肺不藏魄所致”。御医们之病因病机已在字里行间大胆指出了“肝气郁结”、“肝肾久亏”。但是,由于“肝郁”之诊断触及了慈禧的政治神经,自然难以通过,也就不会用其治法。

  9月4日请法国驻京使署医官多德福,为光绪诊疗,按其所记医案,光绪全身似无一处没有病痛者,其诊断为“腰败”、“腰火长症”(肾炎),提出治疗原则“阻精之妄遗,宜先设法治腰,然后止遗精益易也”。此显然与光绪对自己之病证认识相违。

  故此后御医们之诊疗在肝郁上逐渐淡化,参与会诊之御医也不断有所词。转而重视“本由禀赋素弱,心脾久虚,肝肾不足,虚火上炎,灼其肺金,木燥风生使然”。此后除“肝肾不足”之“肝”也不在诊断上出现外,其他认知则在变换中继续作为医疗之依据,一年多的治疗显然难见疗效。

  1900年2月21日-7月1日从光绪医案资料看,御医诊疗记录十分稀少,不知是资料遗失不存,还是其病已有显著好转,或因列强入侵政局不稳,尚难作出判断。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直接危及北京,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出逃西安,直到1901年9月签订《辛丑条约》慈禧回京,这期间光绪病情是医?是停?现无记录可循。光绪囚回北京,太医院已被侵占为俄驻华使馆,尚在的御医也没有了办公场所。显然在这些年月里,难以有规矩有秩序的由御医们为光绪医疗?

  直到1907年7月20日才又有了脉案可作分析研究的依据,在些半年间,主要由力钧、陈秉钧等诊疗,力钧虽时有以西医解剖、生理、论病,但诊疗尚未离中体,如认为“病在肝气不舒,胃气不健”,中西汇通之气息较浓。月余后,逐渐转为以陈秉钧等领衔诊疗,恢复中医传统诊疗体系。

  1907年8月19日至9月25日陈秉钧、曹元恒等继力钧等之诊疗2月余之后,诸症更感辣手,主要由于“温则防口疮遗泄,清则防脑响腹泻,补则中央不运,散则腠理更疏”。光绪也谕:“药力过热,平素气体本上盛下虚,若多服补剂,徒助上热,于下元之虚弱毫无裨益。嗣后用药总宜详细斟酌,勿使虚热上攻,仍须引火归元。”同时指责御医“方剂杂投,非但无效,而且他病丛生。”甚至指名斥责陈秉钧“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

  御医们自然遵旨以为诊疗之指针,但光绪之病不但不见好转,病情反而日渐加重。

  1908年3月始,又更换御医,或请各省举荐名医参加会诊治疗,此刻即由忠勋与曹元恒,或陈秉钧与曹元恒诊治,旧症不减,新症丛生,光绪情绪苦闷,厌药更趋严重向御医,提出“能否用外治法或〇(左火右腾去月)洗或贴膏药,酌一妥法备用”,故有东安门内大街万安堂药铺“百效膏”之用。此后光绪又强调:“当另拟便方或外治诸法,以免服药过多,毫无裨益”。由于光绪疾病日益加重,长期服药无效而产生的烦恼更加情绪激动,不断“指导”御医诊疗。因此,在御医的医案中,更多出现了“伏乞圣裁”之用语。

  陈秉钧诊疗虽遭光绪严责,但仍不断启用,直到9月2日。光绪之病可以说是百法用尽,终未能有好转之良策。从此,外地举荐之名医,更多来至皇宫,光绪之诊疗逐渐转由张彭年,施焕,以及屈永秋、关景贤,乃至吕用宾、周景涛等诊疗。虽经多次换医,但光绪在意识尚清时,不断斥责“其疾已日甚一日,方药总无寸效”,甚至于9月24日悲观指出:“难望见愈也”。此后已不再看到光绪对自己疾病诊疗谕示意见了。

  进入光绪在世的最后一个月,虽然日日有御医诊疗,甚至一日同时有四御医诊疗,各书脉案,这些几乎相同或类似的长篇累牍的诊疗记录,其参考价值已十分有限了。但能明显体察到御医们各怀心思,对预后责任之担当上均有所关注。例如:杜钟骏在10月18日脉案中强调:“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其《德宗请脉记》更记录他曾向内务府、军机处请示是否将光绪病不过四日之预见写入脉案;19日吕用宾也书明“棘手”之意,而杜钟骏进而强调“殊深棘手”;20日施焕在脉案中首先指出“且睑微启而白珠露,嘴有涎而唇角动”之危相;10月21日子刻,张仲元、全顺、忠勋诊得光绪“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

  综览光绪之医案,实难作出何藏何府或何系统之疾病而最终造成不治而死亡的结论。但究竟因何而引起诸藏府功能之衰败而引致死亡,确也应该有个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看法。对此,的确应该关注“心身疾病”,最终可以导致阴亡或阳亡而终的后果。现仅就此,作一些讨论,或能对光绪被囚10年终致死亡的病因获得一个比较可信的意见。可惜,诸御医们虽然注意到“情志因素”,但因政治干预,未能按情志诊治。其实,诊治情志病本是中医学之所长。例如:《黄帝内经》早就严肃指出:“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的严重后果,难道光绪不正是由此而造成之悲剧吗?

  情志为内因,首先伤肝,所谓肝郁,其次伤心,即为心身疾病,肝伤则脾胃失和,消化系各种证候日益明显,心气伤则心肾失调,精神生殖泌尿系统诸证日趋严重,肝脾心肾均显失衡证候,肺气亦难独健,终致“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五脏皆败,神仙难医。

  光绪之病,病在其皇帝已成年而力求改变大清国运之变法,成功在即兴致勃勃之时,慈禧等突然袭南昌,发动政变,不但杀死光绪变法所依之安臣,而且自己也被囚禁失去自由,悲愤、恼怒之情思无人可诉说,只能独自感受,如此郁闷一位健康之人也难能忍耐,况且像光绪从小虚弱之体,怎能适应如此严励的打击。这是光绪被囚禁之后发病的根本原因。

  1898年8月光绪变法失败,被慈禧发动政变而囚禁,直到1908年10月22日死于囚所,整整10年零两个多月,10年铁窗,使光绪完全失去与知心人谈吐的可能,御医诊疗也只能在慈禧所能允许的情况下施治。慈禧深知光绪疾病之根是情志肝郁,却偏偏不许御医以此立论,其恶毒如此。治不能对证,必然导致迁延不愈,从而正中慈禧之下怀,光绪终于因肝郁而逐渐波及五脏,致使脏腑相继受损,发病而衰败,乃至最后阴阳离决而死亡。

  光绪之疾病,按10年中御医们的诊疗记录,仍然可以明显察觉出内伤七情终致死亡的写照(西方称这种病为心理生理性疾病,日本人称之为心身疾病,中国西医曾延用神经官能症)。或可认为是一部典型的病史记录,尽管奉慈禧谕示,不敢明言“肝郁”之病因。

  光绪34年10月21日(1908年11月14日)下午5时33分,龙驭上宝。10月20日仍由四位御医施焕、吕用宾、杜钟骏、周景涛先后诊疗,各书脉案,分处方药。其实,杜钟骏在10月17日已就病危“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发出警示,并就此可否写入脉案,探询内务府,军机处各位大臣。从减除自己之责任。各位大臣明示我们都知道了,但不可写入脉案。与此同时,各位御医在脉案中也都先后强调治疗“在在棘手”、“于棘手之际”、“殊深棘手”。显然,各位御医对光绪之病危已欲放弃治疗,束手无策,免强处方用药了。至10月21日晨零时,急请太医院院使与仲元、御医全顺、忠勋等诊疗,已是“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了。

  光绪帝满含悲愤,怨恨告别人世,立即引起朝野绘纭议论,加之慈禧也在22日死亡,中外震惊,社会普遍认为,年仅38岁的光绪,却死在74岁慈禧的前面,这就怀疑光绪之死,是处心积虑的谋害,怎么谋害?是谁谋害?的议论便绘纷出笼。

  例如:光绪帝的近臣、御史恽毓鼎,在其《崇陵(光绪地宫)传信录》中,徐珂的《清稗类钞》等,一致认为慈禧在自己病危期间,惟恐自己死后,光绪皇帝重新执政,推翻她的既定朝政,平反由她一手制造的冤案,便令人狠下毒手将光绪害死。又如: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所著《慈禧外传》,德龄所著《瀛台泣血记》等,则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连英等,由于平日依仗主子慈禧皇太后的权势,经常中伤或愚弄光绪,他们在慈禧病危之际,十分惧怕一旦慈禧死亡,光绪重新执政,一定会一一清算他们经日的罪孽,便先下手将光绪毒死。更有颇富说服力的报道,这就是《逸经》杂志29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断言光绪是被害死的。这一报告所以更引人关注,因为写这篇文章的是一位曾给光绪看过病的御医亲眼所见的报道。这位御医名叫屈贵廷,他的文章说:在光绪临死的前三天,他进宫为皇上看病时,发现光绪本来已逐渐好转的病情却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便死了。从而认为,光绪是被人暗中害死的。查光绪宣统两帝在位前后三四十年间为皇上、后妃等医疗病案,均未见有御医屈贵廷者,显然这一报道之可信性大成问题。而前述四人之记录也是推断猜想,并无真凭实据,所以光绪帝死于谋害、毒害之说,也就缺乏事实证据,或者基本上可以予以否定。值得肯定的事,是1980年清理崇陵时,发现光绪遗体完整,身长1.64米,并无刃器伤痕,通过化验颈椎、头发,未见有中毒现象。如此,即可肯定,光绪之死因并非有人谋害。

  那么,光绪年仅38岁死亡,究竟什么原因引起的?当然,回答为久病治而不效死亡的,虽然笼统,也不算有错。但人们若要深究,是什么病?那么多全国名医为其诊治十余年竟然最终未能治愈为什么?为什么究竟何原因致死?这就十分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符合真实情况的说明。一定要探索究竟,虽然有丰富脉案可供讨论,但这些脉案由于记录者在政治因素干涉下,不能真实书写,加之时代学术条件的限制难以诊查出疾病之实质。加之也难免预防性避重投轻、报喜不言忧的现象,这就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带来很大的困难,要做到确切几乎没有了可能。现仅一些可能分析如下,以供有趣想要了解光绪线.光绪童年乃至长大都是处于孤独中既无母爱,也没有童年的欢乐,光绪近臣恽毓鼎认为:“缅怀先帝御宇不惟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指出: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待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光绪童年体质素弱,生有若干慢性脾胃违和消化不良等病,成年前后又患极其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久治不效,19岁成婚又是“母后”慈禧以十分丑陋的侄女强迫为光绪皇后,藉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光绪心爱的珍妃,却被慈禧派人推入井中致死。长大的光绪,深感一国之君应有所作为,于1898年4月22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戊戌变法,推行新政。执行不到百日,慈禧就于8月4日发动了“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光绪与珍妃也被分地囚禁。悲愤、怨恨的十年,日夜担惊受怕。囚禁生活,特别那些奴才太监的奚落白眼,令他受到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不要说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光绪,即是健壮者,也难以遭受如此的折磨。

  2.严重的疾病缠身,虽然经过数十位御医千方百计诊疗救治,也没有获得令人欣慰的效果,在十年囚禁生活中,疾病痛苦不断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情志影响疾病之治疗,疾病不愈加深情志之痛苦,形成恶性循环。从而不断加速着身体、脏腑的日渐衰弱,逐步步入衰竭而不治。

  3.究竟是什么病呢?检阅诸御医之诊疗记录,是很难作出比较确切的诊断的。如果病案记录真实、全面。仅靠症状诊断学知识,尚可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诊断,但是,光绪的病案记录还不俱备真实,全面性要求。因为,一有慈禧对光绪疾病诊断与治疗方案的干涉,甚至必须遵从慈禧的主旨,慈禧以知医道自诩,而且十分霸道,御医多不得不从;二有光绪自己也以知医自诩,对自己的疾病也多加干预,甚至严励问责御医,除非御医有不怕掉头而敢于申述原变者;三是御医们的态度,他们在慈禧政变囚禁光绪的情况下,虽然是囚禁者与被囚禁者,但他们对御医们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都有着生杀大权,在触及其伤痛时都是不可理论的。对御医们而言都要以奴才称谓自己的情况下。论治其病之原则:必须遵从慈禧,光绪谕示,甚至有的御医将医疗原则方法放在次要而一味顺从讨好相关者,至于御医们在会诊中大多存在随大流,避免独挑责任者,亦常有之。所以在疾病病因病机之诊断,脉理证候、辨证论治等论述,很难说是真实、全面的。因此,依据如此丰富的医案记录作出诊断,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我们讨论光绪究竟是什么病,因何而死时,这些资料无疑还是我们珍贵的参考。

  光绪4-22年(1878-1896)年间,即8-26岁时,时有脾胃不和或时感风寒,或交替发作治多调理脾胃或清热化湿有验,但终未改变其虚弱的体质。

  1897年12月始,御医们之诊疗始作肝、肺、胃三经之病证,用清解化湿类治疗。

  1898年4月光绪实行变法,宣布明定国定诏,8月变法失败,慈禧发训政诏,复重帘听政,光绪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与皇权。

  1898年5月7日,变法中之光绪由御医诊得:“系气虚阴亏,脾欠健运,不易化湿,肝旺郁热,肺金欠利,肾气不足,上焦易生浮火……腰腿时有疼痛,常有遗精之候。”在变法紧张之三个月间,上证未见完全治愈,其精神因素恐为诸证久治不愈的重要原因。

  1898年8月6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光绪被囚禁于瀛台。由于光绪疾病日益严重,或诸御医被禁与光绪接触,直到9月3日,才有御医卢秉政、朱焜、陈秉钧、庄守和、李德昌、范绍相等诊光绪病,提出肝肾久亏,脾胃均弱,是由“心肾不交,肝气郁结,阴不潜阳,虚热上蒸于肺,中气不足”,认为:“此心不藏神,肾不藏精,肺不藏魄所致”。御医们之病因病机已在字里行间大胆指出了“肝气郁结”、“肝肾久亏”。但是,由于“肝郁”之诊断触及了慈禧的政治神经,自然难以通过,也就不会用其治法。

  9月4日请法国驻京使署医官多德福,为光绪诊疗,按其所记医案,光绪全身似无一处没有病痛者,其诊断为“腰败”、“腰火长症”(肾炎),提出治疗原则“阻精之妄遗,宜先设法治腰,然后止遗精益易也”。此显然与光绪对自己之病证认识相违。

  故此后御医们之诊疗在肝郁上逐渐淡化,参与会诊之御医也不断有所词。转而重视“本由禀赋素弱,心脾久虚,肝肾不足,虚火上炎,灼其肺金,木燥风生使然”。此后除“肝肾不足”之“肝”也不在诊断上出现外,其他认知则在变换中继续作为医疗之依据,一年多的治疗显然难见疗效。

  1900年2月21日-7月1日从光绪医案资料看,御医诊疗记录十分稀少,不知是资料遗失不存,还是其病已有显著好转,或因列强入侵政局不稳,尚难作出判断。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直接危及北京,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出逃西安,直到1901年9月签订《辛丑条约》慈禧回京,这期间光绪病情是医?是停?现无记录可循。光绪囚回北京,太医院已被侵占为俄驻华使馆,尚在的御医也没有了办公场所。显然在这些年月里,难以有规矩有秩序的由御医们为光绪医疗?

  直到1907年7月20日才又有了脉案可作分析研究的依据,在些半年间,主要由力钧、陈秉钧等诊疗,力钧虽时有以西医解剖、生理、论病,但诊疗尚未离中体,如认为“病在肝气不舒,胃气不健”,中西汇通之气息较浓。月余后,逐渐转为以陈秉钧等领衔诊疗,恢复中医传统诊疗体系。

  1907年8月19日至9月25日陈秉钧、曹元恒等继力钧等之诊疗2月余之后,诸症更感辣手,主要由于“温则防口疮遗泄,清则防脑响腹泻,补则中央不运,散则腠理更疏”。光绪也谕:“药力过热,平素气体本上盛下虚,若多服补剂,徒助上热,于下元之虚弱毫无裨益。嗣后用药总宜详细斟酌,勿使虚热上攻,仍须引火归元。”同时指责御医“方剂杂投,非但无效,而且他病丛生。”甚至指名斥责陈秉钧“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

  御医们自然遵旨以为诊疗之指针,但光绪之病不但不见好转,病情反而日渐加重。

  1908年3月始,又更换御医,或请各省举荐名医参加会诊治疗,此刻即由忠勋与曹元恒,或陈秉钧与曹元恒诊治,旧症不减,新症丛生,光绪情绪苦闷,厌药更趋严重向御医,提出“能否用外治法或〇(左火右腾去月)洗或贴膏药,酌一妥法备用”,故有东安门内大街万安堂药铺“百效膏”之用。此后光绪又强调:“当另拟便方或外治诸法,以免服药过多,毫无裨益”。由于光绪疾病日益加重,长期服药无效而产生的烦恼更加情绪激动,不断“指导”御医诊疗。因此,在御医的医案中,更多出现了“伏乞圣裁”之用语。

  陈秉钧诊疗虽遭光绪严责,但仍不断启用,直到9月2日。光绪之病可以说是百法用尽,终未能有好转之良策。从此,外地举荐之名医,更多来至皇宫,光绪之诊疗逐渐转由张彭年,施焕,以及屈永秋、关景贤,乃至吕用宾、周景涛等诊疗。虽经多次换医,但光绪在意识尚清时,不断斥责“其疾已日甚一日,方药总无寸效”,甚至于9月24日悲观指出:“难望见愈也”。此后已不再看到光绪对自己疾病诊疗谕示意见了。

  进入光绪在世的最后一个月,虽然日日有御医诊疗,甚至一日同时有四御医诊疗,各书脉案,这些几乎相同或类似的长篇累牍的诊疗记录,其参考价值已十分有限了。但能明显体察到御医们各怀心思,对预后责任之担当上均有所关注。例如:杜钟骏在10月18日脉案中强调:“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其《德宗请脉记》更记录他曾向内务府、军机处请示是否将光绪病不过四日之预见写入脉案;19日吕用宾也书明“棘手”之意,而杜钟骏进而强调“殊深棘手”;20日施焕在脉案中首先指出“且睑微启而白珠露,嘴有涎而唇角动”之危相;10月21日子刻,张仲元、全顺、忠勋诊得光绪“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

  综览光绪之医案,实难作出何藏何府或何系统之疾病而最终造成不治而死亡的结论。但究竟因何而引起诸藏府功能之衰败而引致死亡,确也应该有个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看法。对此,的确应该关注“心身疾病”,最终可以导致阴亡或阳亡而终的后果。现仅就此,作一些讨论,或能对光绪被囚10年终致死亡的病因获得一个比较可信的意见。可惜,诸御医们虽然注意到“情志因素”,但因政治干预,未能按情志诊治。其实,诊治情志病本是中医学之所长。例如:《黄帝内经》早就严肃指出:“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的严重后果,难道光绪不正是由此而造成之悲剧吗?

  情志为内因,首先伤肝,所谓肝郁,其次伤心,即为心身疾病,肝伤则脾胃失和,消化系各种证候日益明显,心气伤则心肾失调,精神生殖泌尿系统诸证日趋严重,肝脾心肾均显失衡证候,肺气亦难独健,终致“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五脏皆败,神仙难医。

  光绪之病,病在其皇帝已成年而力求改变大清国运之变法,成功在即兴致勃勃之时,慈禧等突然袭南昌,发动政变,不但杀死光绪变法所依之安臣,而且自己也被囚禁失去自由,悲愤、恼怒之情思无人可诉说,只能独自感受,如此郁闷一位健康之人也难能忍耐,况且像光绪从小虚弱之体,怎能适应如此严励的打击。这是光绪被囚禁之后发病的根本原因。

  1898年8月光绪变法失败,被慈禧发动政变而囚禁,直到1908年10月22日死于囚所,整整10年零两个多月,10年铁窗,使光绪完全失去与知心人谈吐的可能,御医诊疗也只能在慈禧所能允许的情况下施治。慈禧深知光绪疾病之根是情志肝郁,却偏偏不许御医以此立论,其恶毒如此。治不能对证,必然导致迁延不愈,从而正中慈禧之下怀,光绪终于因肝郁而逐渐波及五脏,致使脏腑相继受损,发病而衰败,乃至最后阴阳离决而死亡。

  光绪之疾病,按10年中御医们的诊疗记录,仍然可以明显察觉出内伤七情终致死亡的写照(西方称这种病为心理生理性疾病,日本人称之为心身疾病,中国西医曾延用神经官能症)。或可认为是一部典型的病史记录,尽管奉慈禧谕示,不敢明言“肝郁”之病因。

  展开全部可能被慈喜害死,这一说比较普遍,光绪死在慈喜死的前一天,我不相信回这么巧,而且慈喜怕他在重新掌握政权后追究自己,就暗下杀手。还有病死之说,据说光绪身体非常差,而且精神不佳,据一些宫廷文献记载,他死前几天身体状况很差,出现过遗精现象。还有袁世凯下毒说,因为当时慈喜已经病危,他怕光绪重新掌握政权,害他,就联合宫廷太监,下毒

  展开全部大家好,今天我讲光绪。光绪皇帝名载湉,4岁登极,在位34年,享年38岁。光绪是清朝非皇子入继大统的第一个皇帝,是清朝第十一位皇帝。今天我要讲,我是想按照光绪皇帝自然的生命历程来讲。就是光绪皇帝38年的生命历程,一共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出生到4岁,就是醇亲王王子时期,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第二就是从4岁到亲政这十二三年的时间。幼帝,就是少年天子,幼帝时期。第三段,就是从亲政到被囚禁十年的时间,我说这叫做囚帝时期。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同治崩驾了。同治死在皇宫养心殿东暖阁,戌时,两宫太后就在养心殿的西暖阁召集大臣会议。在这次两宫太后召见王公大臣的时候,宣布同治皇帝故去了。谁继承大统?考虑到年纪太大的不合适,要年纪小一点儿的好教育,谁继承大统?太后宣布:“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著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就是说,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继承咸丰皇帝为子,入承大统做嗣皇帝,他不是继承同治而是继承咸丰。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慈禧为什么选载湉来入承大统?大家知道,乾隆定下来辈分的排,叫“永、绵、奕、载”四辈,道光又接续了四个字,叫“溥、毓、恒、启”。同治叫载淳,“载”字辈。他死了以后,应当是“溥”字辈来继承。你没有儿子过继,应当是找“溥”字辈,“溥”字辈这时候有谁呢?就是道光的一个长孙,叫溥伦,但是溥伦这一年17岁。如果溥伦继承皇位的线岁要亲政,那“太后垂帘”这一说就没了,所以,就没有选“溥”字辈,就选“载”字辈。“载”字辈,道光皇帝有9个儿子,老大奕纬,老二奕继,老三奕纲,都死的早,老四奕詝,就是咸丰。咸丰就一个儿子,没谈过继的事情。老五奕誴过继出去了,过继给敦亲王。老六就是奕欣,奕欣有两个儿子。这个时候一个叫载徵,一个叫载漪。载徵这个时候没有儿子,载漪这个时候也没有儿子。往下就是老七,就是醇亲王奕譞,奕譞他有四个福晋,有七个儿子。奕譞的儿子里面选谁?奕譞跟慈禧有一种很特殊的关系,就是咸丰十年,这一年奕譞19岁。慈禧她是兄弟俩、姐妹俩,慈禧要考虑到她妹妹想法要嫁给皇室。慈禧在宫里面很少接触男人,经常接触的也就是这几个小叔子,奕欣、奕譞等等。这个时候就是咸丰十年,奕欣已经结婚了,所以不能再考虑了。那老七呢?奕譞19岁没有结婚,奕譞这个人比较厚道,也比较实在,慈禧看上了,就撺掇这门婚事,就把她妹妹嫁给了奕譞。那奕譞的儿子呢?老大早死了,老二就是载湉,这一年到同治死这年,载湉4岁,再往下就太小了,所以选来选去就选了载湉。

  载湉对慈禧来说,有两重关系:从皇家来说,是她亲侄子,从她娘家来说是她亲外甥,两重关系。所以慈禧就选载湉来继承皇位。还有一点,就是同治死了之后,“辛酉政变”这一年奕譞20岁,奕譞带了人,到密云半壁店抓了谁呢?抓了肃顺,奕譞是跟咸丰灵柩回京。走到密云半壁店的时候,肃顺熟睡了,突然闯进门里把肃顺抓起来。抓到北京之后,不久就把肃顺就杀了,所以在“辛酉政变”这个过程当中,奕譞对慈禧来说,有重大贡献,为慈禧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慈禧就选定奕譞来继承咸丰的帝统,做了清朝的第十一任皇帝。

  慈禧这样做,是一个重大的改制:第一,慈禧改变皇位父死子继的祖制,努尔哈赤死了,由儿子皇太极继承。皇太极死了之后有争论,是弟弟继承,还是儿子继承,最后顺治继承。顺治死了,儿子康熙继承。康熙死了,儿子雍正继承。雍正死了,儿子乾隆继承。乾隆死了,儿子嘉庆继承。嘉庆死了,儿子道光继承。道光死了,儿子咸丰继承。咸丰死了,儿子同治继承,到这儿改了,也可以过继过去也算儿子继承,这是一个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一个重大改制。第二,慈禧改变皇位继承程序的祖制,皇位继承它有一个程序,清太祖太宗死了之后皇位继承,由贵族会议集体讨论决定,顺治死了之后,皇位怎么办?是顺治死之前由皇太后和顺治共同商量,用顺治的名义发布了一个遗诏,就是康熙继位,没有用皇太后的名义,是顺治的遗诏来决定的。康熙的遗位怎么办?官书说是康熙有遗诏,雍正继位,雍正之后改了个办法,叫秘密立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是秘密立储,也还是皇帝决定的,同治死了之后,是太后决定的,整个皇位继承的决定的程序改制了。所以我说,是慈禧一言定大统。

  第三,慈禧改变幼帝大臣辅政的祖制,第一个幼帝是顺治,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两位亲王辅政,叫“辅政王”,后来改名叫“摄政王”,第二个幼帝是康熙,8岁,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个大臣辅政。咸丰死了之后,同治6岁,遗命八大臣,就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端华的弟弟大学士肃顺,还有御前大臣额驸景寿,还有四位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位顾命大臣,也叫赞襄政务大臣辅政。后来发生“辛酉政变”,“辛酉政变”之后,还是恭亲王奕欣,做议政王辅政,但是,到了光绪的时候,4岁做皇帝,没有亲王,也没有大臣辅政,权力完全抓到皇太后手里。这是慈禧对清朝幼帝王大臣辅政的一个重大的改制。这三条就把皇位继承制度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慈禧宣布这个消息之后,29个大臣没有一个提出异议的,事情就这么定了。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慈禧一言定大统。

  下面我讲第二个部分,就是光绪皇帝的少帝生活,少年天子生活,光绪皇帝的少帝生活。初五同治死了,夜里头把手续都办完了,初六就把4岁的光绪在家里面哭哭啼啼的声中,用个小轿抬到了皇宫,抬到了养心殿,先到西暖阁,向两宫皇太后跪拜行了大礼。然后又到东暖阁,到同治的遗体的旁边,叩拜祭奠,然后“剪发成服”,继了皇帝位。光绪做皇帝4岁,实际上3周岁多一点,这么点一个小孩抱到皇宫里头怎么办?他哭啊,没有亲人,就得找他爸爸,把醇亲王奕譞叫到皇宫里头,醇亲王奕譞这个人,很有城府。

  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上《豫杜妄论》密书,秘密的这么一个奏书,上给慈禧,上给两宫太后,为什么上了这个奏书?这里头有个历史典故,是明朝正德皇帝,明武宗正德皇帝死了之后没有儿子,让他堂弟,就是嘉靖帝朱厚熜继承皇位。他这个弟弟当时在哪儿呢?在湖北的安陆,明朝的规定,王不能在北京,都要分在外地,清朝不,清朝王府就在北京,就把他接到北京来,就继承了皇位。继承皇位之后,就发生一个争议,叫“大礼仪”,就是嘉靖称他这个父亲叫什么?继承那个父亲叫什么?这不有个礼仪问题吗?朝廷官员分为两派:一派说,你亲生的父亲叫“本生父”,亲生了你,本生父。继承那个父亲,叫“皇伯父”。另一些大臣不干,说不能这样子,你已经过继过去了。嘉靖很拧,就是要称我的父亲是“本生父”。这一来事情就闹大了,何孟春等135个大臣,到金水桥的南面跪着哭,叫“憾门大哭,声震阙廷”,就是声震庙堂,憾门大哭。声震殿堂,哭了两个时辰,嘉靖火了,让他们退,不退,就把编修王相等大约有180人,拉到午门前廷杖,因为打伤致病,死了17个人,大臣廷杖打死17个人,这是轰动朝野的叫做“大礼仪”的案子。醇亲王奕譞他知道历史,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办,怎么称呼,所以他预先写了一个叫《豫杜妄论》书,明朝这个“大礼仪”这个案子重演。果然,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官员叫吴大徵就提出这个问题。慈禧就把醇亲王奕譞这个秘密的奏书拿出来了,做回应,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奕譞的第一件事情。

  奕譞第二件事情,请求免去一切职务。奕譞职务很多,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御前领侍卫内大臣等等。他儿子做了皇帝了,他就请求免去这些职务。慈禧不同意,他再申请,同意了,就是把醇亲王奕譞所有的职务都免了,就是保留了一条,就是亲王双俸,就是加一倍,双倍的俸禄,这个倒不过分。就负责一个事情,在毓庆宫照顾他的儿子光绪皇帝读书,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的闲话。

  第三严于律己,奕譞日日敬敬慎慎,夜夜乾乾翼翼。小心翼翼,夜夜乾乾翼翼,他把自己那个正堂挂了个匾,叫“谦思堂”,谦逊的“谦”,把自己书斋也有个斋号,叫“退省斋”,他这个几案上放了一个欹器。我解释一下,“欹器”是一种巧器,装上水,“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这个罐装上水,没装满的时候它是歪的,装到中间的时候,这罐是正的,装满了倒过去,水全洒了。这罐是叫“欹器”。孔子听说这个器让他弟子亲自实验,果然如此,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典故,叫“欹器”,这个欹器的特点,是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奕譞把这个欹器摆在他案子上,还题上字,“满招损,谦受益”。醇亲王奕譞把他儿子闺女的房子,每一个房子亲自写一个联,每一个屋都挂上。这个联很有意思,很值得我们思考,醇亲王奕譞,他写的联是这样子,他说:“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如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这个醇亲王奕譞他脑子想,醇亲王府旁边不有个太平湖吗?湖的名“太平”,家就要过一种太平的生活,他认为荣华富贵已经享尽了,就是要求太平了,醇亲王这三件事情,可以看出醇亲王的为人,和对子女的教育。

  醇亲王的儿子载湉就是光绪,到了皇宫之后,在养心殿,这时候是4岁,第二年,5岁了,就要讨论要上学了。清朝皇室的规定,皇子6岁上学,因为他入皇宫这年是同治13年,第二年就是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继位大典第二年,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这是一个吉日子,光绪皇帝开始上学读书,这一年虚岁是6岁,我算了一下,周岁4岁半。上学的地点在毓庆宫,6岁的小光绪上学,环境生,师傅生,伴读也生,一切都生,不习惯。给他选了师傅,一个是翁同龢,署侍郎,内阁学士,和侍郎夏同善。翁同龢和夏同善是同科的进士,翁同龢主要教给他书,识字,四书,夏同善这个时候主要教给他写仿格,写字。还有御前大臣,主要教他学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刚一上学的时候,他不习惯,他就哭、闹、发脾气,翁同龢、夏同善哄也不好哄,近了不是,远了不是,就报告慈禧了。慈禧说你们再好好开导一下皇上,开导还是不听,发了脾气以后就摔书本。小孩嘛,四周半。所以把他爸爸找来了,就让醇亲王奕譞到毓庆宫来帮着照顾小皇帝读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光绪就比较习惯了,就习惯读书生活。学习很用功,光绪还是比较聪明的,不像同治那么顽皮,不好好念书,字写得也可以,也能做诗,后来文章也行,因为他受了一种帝王教育,特别要强调“仁爱”之心。

  光绪十一年,这一年他15岁,虚岁15岁,写了一篇御制文,这篇文章里头有几句话,我读一下,也还值得我们思考,他说:“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个老百姓饥饿了,就是等于我也饥饿,一个老百姓寒冷了,等于我也寒冷了。这就是15岁的时候,有一点爱民之心,他还写诗,写了一首诗叫《围炉》诗,诗有四句话:“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边塞下大雪,老百姓很冷,但是在皇宫里头,炉火通红暖洋洋的,就是他还思念边塞,思念贫民的辛苦,寒苦。光绪上学的时候是比较用功,学习也还可以。但是光绪的性格我看和他父亲不一样,可能受他母亲的遗传因素比较多,他母亲的性格没有见到官方的文献记载,我们可以从他姨慈禧的性格联想到光绪母亲的性格,慈禧是好强争胜,我行我素,我想光绪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受了他母亲的遗传因素的影响。当然,也还有教育因素的影响,社会因素的影响等等。光绪逐渐逐渐就长大了,顺治是14岁亲政,康熙也是14岁亲政,到了14岁了,按说光绪应该亲政了,慈禧说再等一等,等到光绪十三年,虚岁17岁了,不能再拖了,所以光绪十三年,光绪亲政,亲政之后,两宫太后就要撤帘,退政,不能再听政了,所以光绪从亲政开始,到戊戌变法失败,这之间十年多一点的时间,是他做皇帝的时间。

  光绪在少帝时期有三件大事情,第一件大事情,就是对外关系的大事情,就是发生了中法战争,法国向中国驻在越南的军队发起了进攻,引起的中法战争,法国的军队曾经打到台湾,在淡水被刘铭传给打败了,又北上到了镇江,清朝在中法战争中,叫做“不败而败”,签订了《中法新约》,这个历史责任还不是光绪,因为他还是没有亲政。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国内台湾设立行省,因为台湾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光绪十一年,清朝正式设立台湾省,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归闽浙总督管辖,《清国史刘铭传》记载说,他是安徽合肥人,后来参加了淮军,后期在淮军为诸将之冠,他在台湾抗击法国的侵略有功,后来就任命他为台湾的巡抚,这个人思想比较开明,他提议要修铁路,所以《清史稿刘铭传传》记载:“中国铁路之兴,实自刘铭传始”。他做了台湾巡抚之后,在台湾修铁路,架电线,整顿吏治发展生产,最近上映电视剧叫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讲的这个事情。

  第三件事就是宫廷里头的,就是慈安太后故去了。慈安的死,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病死,一种说法是慈禧害死。这里面有一个事情,有的书记载,慈禧害了一场大病,病好了,慈安去看她,慈禧也很高兴,就招待慈安吃点心,就是慈禧娘家做的点心送到宫里。慈安这个人有个习惯,睡午觉,午觉醒了之后要吃点心,正好她到慈禧这个地方去吃点心,看着点心做得很漂亮,也很好,她就吃点心。慈禧问怎么样,她说这个点心很好吃,说这是我娘家做的,过几天我让他们做,我再给你送去。慈安也很受感动,有的书说,慈安就跟慈禧说,说我们姐妹俩已经二十年了,就是从同治死,同治十三年,现在是光绪七年,一共二十年,一直都很好,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没说,就是当年这个咸丰皇帝死之前,留了一个手谕给我,我给你看一下,慈禧一看以后非常之惊讶,手谕大概内容就是说,如果慈禧跋扈无法,用手谕处置,慈安说既然我们姐妹俩二十年了也都很好,你把这手谕给我,慈禧当着蜡烛就烧了,慈禧是又惊讶又感动。过了几天之后,慈禧就派人送点心给慈安吃,里面下了毒,头一天慈安还挺好,第二天慈安突然就死了。这件事情正史没有记载,慈安是不是慈禧害死的,咸丰临终之前有没有给慈安手谕,正史都没有记载,都是野史小说里头写的。我在这么提一句,跟大家说,这是野史小说记载,正史没有记载这两个事情。慈安死了之后,慈禧就一个人垂帘听政,独掌天下。

  第三个问题,就是光绪生命历程的第三个时期,亲政时期。光绪在这个时期,碰到的大事情两件,现在我讲第一个问题:甲午战争,光绪主战。

  中法战争之后,清朝吃了亏,发现海军不行,就成立了水师衙门,逐渐建立起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水师,有一支可观的舰队。但是这个时候的国际形势和同治新政的时候不一样,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开始向朝鲜向中国东北扩张,俄国也向远东扩张,向中国的东北和西北侵略扩张,英国、法国等西方殖民者也从陆上和海上频频地对中国侵略,其中最严重一件事情,就是中日甲午战争。这场战争的经过,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说了,结果签订了《马关条约》。清朝割去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及其附近岛屿等给日本,赔款白银两万万两。这一场战争的胜败原因是非功过,史学界里种种的讨论,今天我不说,今天我就说一件事情,在这个时候,撤帘的慈禧做什么?慈禧在准备她的六十大寿,慈禧撤帘之后,大修清漪园,把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慈禧六十大寿,她想仿造当年乾隆给她母亲庆贺七十大寿的那个规模来做。时代不同了,乾隆的时候,是叫做“府库丰盈,富有四海”,乾隆自己还说花钱多。你慈禧这个时候已经是国贫民弱,外敌欺辱,没有这个条件,这么大规模来庆寿。花了多少钱呢?有一本书叫《藏园群书题记》,说花了七百万两银子,户部国库出四百万两,京官捐了121万两,外官捐了167万两,两淮盐商各捐40万两,宫女太监也都要捐银子,要摆饽饽桌,北京城里摆到颐和园,摆饽饽桌,摆850桌,张灯结彩,红的绸缎十万匹,红的地毯五十万尺。大家注意,这个时候北方闹灾荒,哀鸿遍野,北京城多处设粥厂,救济灾民,后来慈禧也看到问题的严重,有所收敛。我在这里面插一点事情,有人说,慈禧这个人,每逢甲年她就不利。甲戌年,同治13年,她独子爱子死了;甲申年,光绪十年,发生了中法战争;甲午年,光绪二十年,中日战争,这是她六十大寿,中法战争,是她五十大寿;甲辰年,光绪三十年,她七十大寿,发生日俄战争。这当然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了,这是第一件大事甲午战争。

  第二戊戌变法,光绪主变。中法战争的失败,甲午战争的失败,就看到清朝必须要变革,要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积极变法,从光绪二十四年的四月二十三日,到同年的八月初六,一共103天,所以叫做“百日维新”。具体过程我都不说大家都很熟悉了。因为这次变法,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侵害了一部分特权人的权利地位和利益,他们就结成一伙,所谓“后党”。另外组成所谓“帝党”,慈禧发动了一个“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残遭杀害,光绪帝变成了囚徒,监禁在西苑瀛台,或颐和园的玉澜堂。大家到颐和园可以看,完全是一个死院,东西两厢的墙是一个暗墙,不能从窗户跑,皇后住后院也不能到前院来,完全面对一个囚徒的生活,从光绪24年到34年光绪死,整整十年。“戊戌变法”是清朝五次历史机遇当中的最后一次,这五次历史机遇我最后还要说,最后一讲还要说,就是清朝丧失了最后一次改革变法的机会,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清朝的灭亡。清朝灭亡,戊戌变法失败,固然是人民的损失,国家的损失,首先深受其害的是清代的皇室贵族,是八旗。因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首先矛头指向的是皇亲贵族,他们由天皇贵胄变成普通的平民。这个问题我在最后一讲还要再提到,这里就不多提,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光绪皇帝就开始了十年的囚帝生活。

  光绪皇帝一生政治生活可以做出一个结论是悲剧,但是光绪的家庭生活也是悲剧。光绪只有一后二妃,这在清朝皇帝里面是独一无二的,那有人说宣统呢?宣统不算,因为他3岁做皇帝,6岁就退位了,还没成年呢,就不能算。就成年皇帝来说,清朝没有一后二妃的,他这一后二妃还不幸福,我数了一下,说光绪皇帝的家庭悲剧有八个不幸。

  第一,父亲。他的父亲是醇亲王奕譞,他和父亲是个什么关系呢?是君君臣臣,然后才父父子子。乾隆和他父亲雍正就是父子关系,又是君臣关系,他父亲是皇帝,乾隆就是臣,父亲是君,他是臣,他父亲就是父,乾隆就是子,这个关系也单纯。光绪他父亲是臣,他是君,他父亲在他面前跪着称臣,就家庭生活来说,是一种悲剧,他父亲跟光绪不能和正常父子关系这样,敞开心扉来交谈,不可以。

  第二母子关系,乾隆和他母亲可以一块吃饭,可以请安,可以陪着他母亲下江南,光绪可以吗?不可以,他母亲在醇亲王府,光绪想看看他妈妈行吗?不可以,他妈妈想要看看他,不经过特殊的手续,特殊的批准不可以,见了面之后,像普通的母子关系拉拉家常,随便谈一谈可以吗?不可以,作为一种家庭生活来说,这种母子关系是悲剧。

  第三,皇后。皇后和光绪一方面是夫妻,另一方面皇后,不是普通的人,是慈禧的亲侄女,有些话他不敢说,说了以后,怕她报告到慈禧那儿,这个关系很难处,慈禧指定他和她的侄女皇后结婚,光绪又不喜欢,作为家庭生活来说,也是一个悲剧。

  第四,跟他妃子。对珍妃,他喜欢,圣母太后又不喜欢,远了不是,因为他喜欢珍妃,近了也不是,因为皇后和慈禧不同意。一会儿我还单讲珍妃,作为家庭生活来说也是悲剧。

  第五,兄弟,光绪也是普通的人,他有兄弟,他和兄弟之间的关系不能像常人家的兄弟之间关系这样,不能享受常人的兄弟手足之情。

  第六对母后,就是对慈禧叫“圣母皇太后”,慈禧又把他抚养大,应当说慈禧是他的亲人,慈禧点的名让他继承皇位,应当说慈禧是他的恩人。但是在政治上,慈禧又是他的仇人和敌人,慈禧既是光绪的亲人、恩人,又是光绪的仇人、敌人,这是一个矛盾,作为家庭生活来说,也是悲剧。

  第八,自己长期过着一种囚徒的生活,没有任何人跟他来往几乎,孤苦伶仃,寂寞寡人,对个人生活来说也是一种悲剧。光绪作为皇帝来说,他有皇帝的地位,我说作为一个人来说,他也是人,皇帝也是人,他的家庭生活有八种不幸。可以肯定地说,光绪的家庭生活是悲剧。

  光绪结婚比较晚,你像康熙12岁就结婚了,光绪是13年亲政,17岁了,18岁才结婚,比较晚,结婚之前要选后妃呢?就愿意把自己的亲侄女也是叶赫那拉氏给光绪做皇后,将来有了孩子她死了之后,她侄女又可以垂帘听政。另外还介绍了四个女孩子,其中两个就是瑾妃和珍妃,一共五个人。慈禧还不错,还让光绪来挑选,就是都在场挑选,慈禧事先准备了一个如意给光绪,就是你看好了谁,你就把如意递给谁,谁得到这如意,就是日后的皇后。选吧,光绪这时候18了,他就看了看叶赫那拉氏,慈禧这侄女,就不大喜欢。另外两个女孩子比较喜欢,还有两个女孩子比珍妃就又差一点,光绪就想把如意递给比较喜欢的,慈禧在旁边,慈禧就使了一个眼色,就警告光绪。光绪跟慈禧身边长大的,慈禧的意图他是了解的,他就不得已把这个如意就递给了叶赫那拉氏,就是慈禧的侄女,慈禧看出来了,光绪比较喜欢的两个孩子,就没选上,免得进来之后,夺了她侄女的爱。把另外两个就是瑾妃和珍妃作为陪衬。之后,光绪就举行了大婚典礼,非常之隆重,明媒正娶了叶赫那拉氏,你尽管叶赫那拉氏是慈禧的亲侄女,由大清门抬进来的,到了坤宁宫,但是光绪你不喜欢。这个皇后,长得不漂亮,略微有点驼背,才能也平庸,再仗着她有慈禧这层关系,又比较骄横,后来一直他们关系不好。关系不好了,这个小皇后比光绪大三岁,也还算小皇后,她也要哭诉啊,她也不满意呀,找谁哭呀?就找她姑姑,又是皇太后,到慈禧那儿哭吧,慈禧当然心疼这个亲侄女,那这股火往哪儿发呀?只有往光绪那儿发,往瑾妃和珍妃那儿发了。同时定的还有两位,一个就是瑾妃,一个是珍妃,瑾妃和珍妃是姐俩,同父异母,虽然是姐俩,长得不太像,性格差别也很大。瑾妃进宫的时候,算嫔,叫瑾嫔,性格比较沉稳,表现比较平庸,瑾妃的日子很难过。后来因为她妹妹连带的关系,戊戌变法失败了以后,瑾妃被贬就贬成贵人,慈禧六十大寿高兴的时候,把瑾嫔晋升为瑾妃,后来慈禧又不高兴的时候,又把她贬,贬成瑾贵人,到宣统的时候,又追封她瑾贵妃,那是追封的不是实封的。这个瑾妃的日子是最难过的,因为皇后尽管皇帝不太喜欢,但是她跟她婆婆关系比较好,她婆婆是慈禧又是她亲姑姑,有一些不高兴的话,可以到她姑姑面前哭诉一下。珍妃因为跟光绪有一段缠缠绵绵的关系,尽管短,总还是有一些,瑾妃恰好夹在皇后跟珍妃之间,既没有得到爱情,又没有得到个人生活的幸福,应当说瑾妃也是一个悲剧。

  接下来就是珍妃,珍妃和瑾妃一样姓他他拉氏,和瑾妃同时进宫,进宫的时候,珍嫔,慈禧六十大寿的时候,张灯结彩庆祝,慈禧一高兴,就封她为珍妃,很多小说、电视剧说珍妃长得如何漂亮,如何参与光绪的戊戌变法,给人一种感觉,珍妃既是大美人又是政治家,实际情况不是,珍妃长得一般,又偏胖,她姐姐瑾妃很胖,好在有照片,这个时候有照片了,不是画像,画像可以美化,瑾妃留下来的照片很胖。珍妃在宫里面性格比较活泼,比较热情,年龄也小,无忧无虑,喜欢打扮,甚至于女扮男装,穿上男人的衣服。珍妃喜欢照相,照相刚传到宫廷,所以珍妃的相片留下来少,因为她给别人照,但是她自己的相片少,但是也有,后来宫廷下了禁令,不许在宫里照相,据说,她用一个太监在城里开一个照相馆照相,后来被慈禧发现了。这个太监姓旦,因为违反了家法,下令把姓旦那个太监处死,但是,珍妃留下了真实的照片,可以看到珍妃的真实的形象。这个珍妃,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叫裕宽,他想谋一个职务就是福州将军,他先托人找李莲英,想走李莲英的后门,来谋这个缺,李莲英要价太高,他没有接受,他就跟珍妃家里面有一点关系,就托珍妃来办这个事。结果,被李莲英察觉到了,就报告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知道这个事情,非常生气。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八这天,光绪以依例到慈禧太后那儿请安,跪下请安,慈禧不搭理他,头不抬,眼不睁,光绪跪了很长的时间,也不敢起来,也不敢问。慈禧就甩出一句话来,说你那个珍妃、瑾妃,你不管,我可得要管一管了。光绪就退出,光绪回到他的宫里之后,一会儿太监就跟他报告,非常慌张地报告,说出事了,珍妃遭到了廷杖。

  我在这儿简单说一下,这个廷杖在清朝很少用,明朝经常用廷杖,有的书记载,说慈禧下令对珍妃褫衣廷杖,褫衣就是脱了衣服,这对一个妃子来说,既是肉体上的痛苦,又是精神上的羞辱。但是这件事情正史没有记载,正史没有记载说慈禧对珍妃实行廷杖,这件事情有没有?清宫有档案,就是在这一天,御医给珍妃看病,记载珍妃受到惊吓,浑身肌肉颤动,夜里十点、十二点,几次紧急召太医到珍妃那儿,有的诊断记载,说是珍妃昏迷,深夜把太医召到珍妃住的地方,从这个诊断来看,珍妃可能是真的受到了廷杖,这个事情传到光绪这儿,光绪自己是皇帝,连自己的爱妃的利益、权利都不能保障,这个皇帝也是太窝囊了,他的内心痛苦是可以想像到的。

  展开全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病入膏肓的慈禧太后命太监把她抬到瀛台,抬到被她囚禁了10年之久的光绪皇帝床前。病体沉重的光绪皇帝和病体更加沉重的慈禧太后沉默无语地对视着,在沉默的目光中维新派领袖向保守派首领做最后的抗争--只要能比她活得更长,就有机会实施慈禧太后所反对的维新主张。就在这一天,光绪皇帝死了。第二天,慈禧太后也放心地一命呜呼

  本世纪三十年代,埋葬光绪皇帝的陵墓被盗,据说被抻到宝床底下的尸身是光绪皇帝的遗体。八十年代清理这座陵墓时检验了那具尸体的骨骼,却未见中毒成分

  展开全部1874年同治皇帝驾崩,无嗣,载湉入继为帝,当时年仅4岁,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光绪十三年(1887年)二月七日起亲政,但朝政大权仍由慈禧太后实际控制,权利斗争是光绪的早死原因之一,为了争夺权利光绪拉拢了一帮改宪维新之臣也因此引起慈禧的注意。其领导人物康有为以着书立论,发行中外公报主张变法,亦曾数次上书光绪,要求改革。其学生梁启超则于上海主编时务报,鼓吹变法图强。至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德宗下诏变法,以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推行新政。但以慈禧太后为主的守旧派反对变法,于是发动政变,德宗被幽禁,康、梁逃亡日本。因历时仅一百零三天,故称为百日维新。又因是年为戊戌年,故称为戊戌变法。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义和团起事,仇杀外人,引起英、俄、法、德、美、日、义、奥八国共组联军,攻陷北京,光绪,慈禧太后逃亡西安.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岁次辛丑,九月七日,在北京与各国所订立的条约,共十二款,以赔款一项为最重,数目高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为不平等条约中最苛刻的。后慈禧处死光绪的爱妃珍妃.光绪被软禁瀛台.因精神悒郁又得不到治疗. 此时慈禧病重拍其在她死后又掌朝权害之。慈禧本人于次日死。有的认为,西太后在临死之前,自知即将不起,不愿她的政敌——光绪帝在她死后再掌朝政,于是令人将光绪帝先行谋毙。持这种说法的,以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及徐珂所编的《清稗类钞》中的记载为代表,流传比较广泛;另有人认为,是西太后的亲信太监李莲英等人,平日里狗仗主势,经常中伤和作弄光绪帝。他们怕在西太后死后光绪再操权柄,会不利于他们,所以就先下手为强,在西太后将死之前,先将光绪帝害死。持这种说法的,以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纪》及德龄的《瀛台泣血记》内所记述的为代表,传播也十分广泛;还有人认为,光绪帝之死与袁世凯有关。因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辜负了光绪帝的信任,并最终出卖了他。袁担心一旦西太后死去,光绪帝不会轻饶了他,所以就借进药的机会,暗中下毒,将光绪帝毒毙。这种说法,在当时宫内太监中间流传,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有所记载。还有的人,虽不能肯定是谁害死光绪帝的,但却肯定地说光绪帝确是被害而死的。有一位名叫屈桂庭的医生,曾在《逸经》杂志第二十九期上发表文章说,他过去曾亲自为光绪帝治过病。他说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八日最后一次进宫为光绪帝诊病时,发现光绪帝本已逐渐好转的病情却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痛。三天之后,光绪帝就去世了。他的这篇文章,影响颇大。从现代医学角度来分析,光绪帝此时已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关节炎或骨结核以及血液系统的疾病,以中医而论,已属痨瘵范畴。变法运动最终失败,主张变法的“帝党”朝臣被杀被逐,光绪帝本人亦被囚禁瀛台,失去了自由。西太后重新出而训政,多方凌辱折磨光绪帝。起初有加以谋害之意,而后又想废立。光绪帝亦知其险恶用心,日夕惊忧而又无可如何,只能提心吊胆,任人处置,坐以待毙,因而曾哀叹:“朕并不如汉献帝也!”(见《崇陵传信录》)在这种长期的急怒惊心的处境下,终于精神崩溃,旧病复发,日趋沉重,再也未能康复。由此可见,光绪帝自幼年体弱多病,到青年以后的病入痨瘵,都与他的政治处境和精神因素密切有关。可见西太后的所作所为是光绪帝致病的重要原因。即便如此,仅从光绪帝临死前的“脉案”及他自书的“病原”来分析,却又不能肯定说西太后是直接谋害光绪帝的凶手,光绪帝也不象是被人谋害而暴死的。因为从光绪二十五年前后,光绪帝的疾病突然恶化,日趋沉重,从未好转。到光绪三十四年春季以后,已是病入膏肓,危在旦夕,不必他人谋害,也是必死无疑。这有大量医案可以作证。关于光绪帝在死前数月其病就已无望的问题,还可以从当时的江苏名医杜锺骏所写的《德宗请脉记》一书中得到印证。杜锺骏是在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以后被徵召到京专为光绪帝治病的。他在七月十六日第一次入诊后,立即对吏部尚书陆润痒说:“我辈此来,满拟治好皇上之病以博微名。及今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先求无过……”,可见早在此时,杜就认为光绪帝的病已救治无望了。

  光绪帝临终时的病情,对于他的死因更能说明问题。从“脉案”来看,大约是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前后,光绪帝的病情进入危急阶段。十六日这天,他出现了肺部炎症及心肺衰竭的临床症候,危急万分。第二天有三名御医入诊,其中就有杜锺骏,他们一致认为光绪帝已是上盛下虚,元气大亏,病势危笃已极。据杜锺骏事后的描述是:“皇上气促口臭,带哭声而言曰:‘你有何法救我?’予曰:‘皇上大便如何?’皇上曰:‘九日不解,痰多气急心空。’……复退至军机处拟方,予案中有‘实实虚虚,恐有猝脱’语。继大臣曰:‘你此案如何这样写法,不怕皇上骇怕么?’予曰:‘此病不出四日,必出危险。……此后变出非常,予不负责,不能不预言’……”

  到十月十九日,光绪的病象已呈现“中气虚损,不能承领上下,以致上而逆满喘咳,下而大便不行。清气不升,浊气不降,而通体为之困乏矣!”此时,御医们一致“甚感棘手”。十月二十日,光绪帝已是“目睑微而白珠露,嘴有涎而唇角动”,这是现代所谓的中枢神经症状,说明已危在旦夕。十月二十一日子刻(夜半),他开始进入氵弥留状态,即“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齿紧闭,势已将脱”。到此日午刻,则脉息“若有若无。目直视,唇反鼻扌扇,阳散阴涸之象”出现。延至酉刻,终于“龙驭上宾”,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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